edmba0007的部落格

《中國比小說更離奇》




驚世奇書。與中國頭號禁書《來生不做中國人》齊名的《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在千呼萬喚中，重新問世。

中國為何比小說更離奇？如何離奇？作者以學兼中西，鮮活犀利的文字，重筆批判文化因襲茍且的病灶，振聾啟聵，發人深省，值得一探究竟。

鍾祖康用很淺白的文字，寫出意義深刻之極的論述───倪匡

中國人社會之離奇，確是人類社會所罕見。許多文明世界的洋人對發生於中國的慘事往往是半信半疑，起碼也是覺得匪夷所思，不敢盡信，因為情節實在太過離奇，有悖於常理人情，而中國統治者對於這個極有利於中國極權統治的優勢，至今還是懵然不知。中國社會之胡混，以戲劇大師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於《群鬼》裡面所述的死人糾纏生人，恐怕尚不足以言其狀，而可能更接近耶魯大學教授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所發的驚天之論：「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擋不了（中國）那種殘酷的荒年……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就越大；多經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總之，極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過荒年，生存下去……二千年的長時間裡，唯有這種自私的人才受選擇。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荒年時已經死完了。」

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徹頭徹尾的「為求富貴無所不為」（get-rich-at-any-cost）的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認為中國這樣就會好起來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國這樣是走邪門，最終並不能提昇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水準，甚至連物質生活水準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裡面有實質提昇，就如歷史學家李弘祺教授說的：像這樣的（中共的）政治經濟體系，在中國運行已經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則，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運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維護統治機關……讓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繼續累積，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後朝代循環，一切重新開始……。」——鍾祖康

鍾祖康，一位香港長大的作家，學貫中西，基於對中國歷史深刻認識，對中國文明做出尖銳的批判，在現代無人出其右，也因此難見容於中國控制下的香港。此次允晨文化重新出版他的書，除了其原有批判中國文化的銳筆，對統獨問題的文化基礎也做了很精闢的分析，讀起來仍是如此鮮活、直指問題核心。特別值得台灣人一讀。——周美里

• 
  
  

  作者介紹

  
  
  
  
  
  鍾祖康
  
  1965年生於香港農家，拜香港的資訊自由所賜，得以認識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人為悲慘世界。1979年魏京生被囚，令其開始感受到中國人統治之極度恐怖，並開始觀察中國。
  
  1984年，在媒體發表第一篇評論中國的文章；並進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工作和翻譯，畢業後從事社會工作，發現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就如香港的教師、教授或公務員一樣，俱被政府以厚薪籠絡，令其默許社會上的不義惡行；思之怵然，深恐虛度此生，遂臨崖勒馬。
  
  1990年，首次來台灣，喜見香港所無的文化氣息和民主政治生氣。
  
  1991年，進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修讀社會學碩士課程。
  
  其後，曾從事教學、議員助理、翻譯、新聞編輯、網上資訊等多種行業，並繼續參與香港民主化抗爭運動，直至發現中國人受中國奴才文化毒害太深，與民主政治距離太遠，故轉而從中國文化尋找病源。
  
  自2001年起，成為香港第一個高調以文章公開聲援台灣獨立建國的香港華人，被中共定性為「喪心病狂鼓吹台獨……比台灣島內台獨分子的言論更為囂張、荒謬和無恥。」 及「煽動性言論明顯違反基本法第廿三條……」。
  
  2003年，隨挪威籍妻子移民挪威，並潛心考察該等夷人從物質到道德均全面壓倒中國人的因由。從事文字工作以外，亦向挪威政府就中國事務提供顧問意見。
  
  2007年，出版《來生不做中國人》，該書激起極大迴響，至今已重印61版，並成為中國的重點禁書。
  
  2009年，兩孩出生，封筆數載。
  
  著有《拷問中國》（2014）、《向中國低文明說不》（2014）、《來生不做中國人》（2007）、《中國比小說更離奇》（2007,玉山社版）、《中國，你憑甚麼？》（2009）、《高官廢話公式寶鑑——探討香港社會超穩定的語言學基礎》（2002）、《網上搜證寶典——附全球26名校網上資料庫效能測試報告》（2003）。譯作有《中共的商業談判作風——一個文化心理的剖析》（Lucian Pye白魯恂著）（1991）。
  
  作者電郵：applenut657@gmail.com
  
  

自序

2007年年底，在台灣圖博之友會會長周美里小姐的協助下，我在台灣同時出版了《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兩書，兩書今天都已廣為人知，兩個書名都已成為許多人鞭撻中國時由衷而發的逆耳忠言。台灣於華文世界之不可取代，其非要獨立於中國不可之意義，亦於此可得重大啟示。

中國人社會之離奇，確是人類社會所罕見。過去我曾說過，許多文明世界的洋人對發生於中國的慘事往往是半信半疑，起碼也是覺得匪夷所思，不敢盡信，因為情節實在太過離奇，有悖於常理人情，而中國統治者對於這個極有利於中國極權統治的優勢，至今還是懵然不知。譬如，一再有洋人問我，為什麼中國人把比希特拉殺人更多得多的殺人王毛澤東的肖像放在他們的鈔票上？他們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是有這樣一個胡混的民族！他們繼而強迫自己反思：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有傻人，但總不會遍地癡呆吧！？

更多洋人問我，為什麼中國人會鋪天蓋地的製造毒奶粉給嬰兒吃？甚至是給自己的同胞吃？他們完全無法想像這是怎?一回事，語氣之中就留有幾分有利於中國暴政存活之存疑。

當然，對於中國人花了一千年去摧毀中國婦女雙足，令其變成殘疾人，更是極多洋人所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是眼前香港的雨傘運動，也充分展現了中國人社會之荒唐。當你看到雨傘運動中極多香港人何等熱情、何等激昂、何等奮不顧身地破壞這場運動，你無法不對中國人對真善美之厭惡，感到驚嘆。連那些已經被壓榨到不似人形、收入只有挪威的士司機幾分之一香港的士司機也跟他們的奴隸主熱烈聲討雨傘運動，可憐的香港的士司機不知道他們這樣被人當乳牛一樣的壓榨主要就是因為沒有普選！而那些因負責鎮壓示威者爭取普選而臭名遠揚的香港警察，其實本身也是香港沒有普選的受害人！香港由於沒有普選而成為全球最貧富懸殊的發達國家，這令絕大多數的香港警察也深受其害，如樓價租金全球最高、教育制度以階級為本、以及不做香港警察這種因維護獨裁統治有功而薪酬特優的工作，就很難在極度貧富懸殊的香港找到有同樣薪酬的工作等等。但由於香港警察也繼承了中國人「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香港叫「好仔不當差」）的傳統（因為大都要維護獨裁統治，令賢者卻步），與挪威警察完全不同，香港警察通常是讀書不成者的出路，絕大多數的香港警察並無能力就其自身蒙受沒有普選之害有任何認知，而即使能有認知或反思，也會因為香港極度貧富懸殊和缺乏全民退保等等，令到他們覺得有極強理由要為自身或為至親的幸福而出賣良知。

這大概就是一個胡混了兩千年的國家的瘡痍景象。中國社會之胡混，以戲劇大師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於《群鬼》裡面所述的死人糾纏生人，恐怕尚不足以言其狀，而可能更接近耶魯大學教授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所發的驚天之論：「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畸形發展的自私心，也就抵擋不了（中國）那種殘酷的荒年……於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就越大；多經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總之，極端的自私自利可以使一家人度過荒年，生存下去……二千年的長時間裡，唯有這種自私的人才受選擇。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荒年時已經死完了。」

因此，大家不要輕忽以台灣能民主就推論中國也能民主香港也能民主，因為「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呀！所受毒害未夠深刻，並有優質殖民統治起去毒之功。如中國清世宗（雍正）1722年即位時下詔曰：「台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指康熙）神武遠屆，拓入版圖……」，清朝著名學者魏源(1794—1856) 在其《聖武紀略．康熙重定台灣記》中也確認此見：「雍正元年，憲皇帝即位，詔曰：『台灣自古不屬中國，我皇考神武遠屆，拓入版圖。』」但中國政府今天卻突然篡改歷史，宣稱：台灣自古以來屬於中國！

這樣的瘡痍大國，其最受萬民敬仰的人物又是什麼貨色的呢？中國最有權的習近平自稱對貪污腐化深惡痛絕，但中國之所以貪污腐化冠絕全球，首要成因正正就是因為中國奉行習近平全力鼓吹的「三權合作論」，令中國政府的權力完全不受制衡！至於中國最有錢的馬雲則發高論說：「中國創新能力不好，是因為中國的教育出了問題……」當然，我不相信馬雲敢含沙射影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剽竊醜聞（詳見拙著《拷問中國：兼論習近平論文剽竊事證》）。但在中國，教育只是政治機關和領導人的附庸，繞過作為禍源的政治制度不談，而在屬於枝節末葉的教育部門上做文章，這就是為什麼令中國人困擾至絕望的老大難問題，一落在尊重常識的洋人手裡就應聲而解。

是以，即使習近平已經一再宣布：「今天中國實力強大，當代中國人應感驕傲」，我依然極有信心地維持我於七年前出版《來生不做中國人》和《中國比小說更離奇》兩書時所下的判語：

「中國目前的文化，是徹頭徹尾的『為求富貴無所不為』（ get-rich-at-any-cost ）的文化。不管有多少人認為中國這樣就會好起來了，但我依然深信中國這樣是走邪門，最終並不能提昇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水準，甚至連物質生活水準也只能在一小撮『人民』裡面有實質提昇，就如歷史學家李弘祺教授說的：像這樣的（中共的）政治經濟體系，在中國運行已經二、三千年，它不是以合理的效益為原則，也不以之為理想。它的運作，一言以蔽之，就是為維護統治機關 ...... 讓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事情和政策繼續累積，直到它垮掉為止，然後朝代循環，一切從新開始 ...... 」。

推薦序

台灣寫文化批判的文人多，但是寫中國文化批判的文人卻少之又少，尤其是年輕一輩的作者，可能因為醉心西方文化，少著墨也自然少批判中國(或中華)文化，對中國文化有研究的不是被視為老學究，就真的是老學究。以致在探討文化上，台灣的文壇、輿論好似缺了一個角。

然而，不管我們愛不愛，中華文化在台灣社會扮演著極大的角色，有時候更是深藏不露地影響著我們。更不用說，對岸的中國在這幾年所謂的「大國崛起」人為操作下，除了經濟強力壓境，文化也大舉入傾，從電影、連續劇、書籍、音樂、美術等強勢傾銷，要全球買單。台灣在這樣氛圍下，想要在文化上獨立、本土地奮起，除了對自己的信心之外，對中國文化本質的認識，顯得更為重要。

七、八年來，坐在兩岸交流噴射機上的台灣人，對中國政權的本質多少被有體會，年輕學生發動的太陽花運動只是爆發出的結果。然而，對形成中國政權帝國霸權的中國文化本質，如果不深入探討、深刻批判，仍不足以形成抗拒中國霸權的心理力量。思想武裝必須先於心防，而心防又是國防之本。

鍾祖康，一位香港長大的作家，學貫中西，基於對中國歷史深刻認識，對中國文明做出尖銳的批判，在現代無人出其右，也因此難見容於中國控制下的香港。此次允晨文化要重新出版他的書，除了其原有批判中國文化的銳筆，對統獨問題的文化基礎也做了很精闢的分析，讀起來仍是如此鮮活、直指問題核心。特別值得台灣人一讀。

◎周美里

童年時讀中國歷史，總覺得許多中國歷史裡許多情節相當荒誕離奇，我不敢斷定這是歷史還是文學。譬如趙高獻給秦二世一隻鹿，故意指稱是馬，並問臣子是鹿或馬，藉此找出不肯曲意屈從的臣子並暗中殺害，以謀篡位。那時我覺得，世界上會有趙高那樣無聊無恥的人嗎？而且，會有人屈從於那樣無聊無恥的的把戲嗎？由於情節太突兀太誇張太醜陋，我一直對此當作糞便一樣的厭惡物來處理：保持距離，不予深究。又如甚麼「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到底是文人故作驚人之語，還是現實，若是現實，但中國人卻自稱是「禮義之邦」，那不是人人你揖我讓的嗎？後來又屢屢讀到「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之類更聳人聽聞的歷史片段，益發感到迷惘，令我迷惑了好多年。

「指鹿為馬」古今如一
隔了好多年，在讀了多年書，苦苦追尋，並且於中國人的社會打滾了多年之後，才終於明白，無數關於中國人如何邪惡的歷史記載十居其九是可信的。「指鹿為馬」，不是依然在我們這一代人眼前不斷重演麼，當代中國歷次的整人運動、六四屠殺，到最近的香港偽特首選舉，不都是活生生的顛倒黑白的「指鹿為馬」把戲？特別是那個香港的偽特首選舉，六百四十九名選委即使在沒有生命威脅、酷刑、囚禁的威迫下，而只是在功名利祿的誘惑下，也自動乖乖的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實在令人驚歎，應是所有探索人類自發奴性的學者的個案研究重要教材。更壞的是，趙高尚且沒有宗教信仰，但香港偽特首選舉的主角卻聲稱是天主教徒。

貧富懸殊冠於歷朝
至於「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聽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但看看今天中國，有人以三十六多萬元人民幣吃一頓滿漢全席，但數以億計窮人每天僅能消費一至兩美元之間。有人用二十二萬美元的VERTU 手機，但無數人還要靠賣身、賣血賣器官度日（而且賣血的還隨時被「血頭」所操控，就如皮條以操控妓女維生那樣）、農民甚至會養不起犁牛而要以人代牛拉動犁耙，兒童要在泥地課室甚至露天上課又或根本上不起學。香港僅有人口七百萬，卻有人身家兩千多億（港元），晉升全球十大富豪，但竟有一百多萬相當窮困人士（最低組別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是二千九百七十七港元，2004 年數字），另分別約有十三萬人及三千人居於板間房及籠屋等所謂惡劣居所（inadequate housing）。據社區組織協會今年公布的調查，板間房及籠屋居民的人均收入中位數，僅分別有三千二百五十及三千四百港元，其面積中位數僅分別有十八平方呎及三十三平方呎！香港最富有的10％人口與最貧窮的10％人口收入相差四十五倍，美國和新加坡在這方面分別是十六倍和十八倍，而美國和新加坡與北歐等均富社會相比原已相當貧富懸殊，因此香港的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量度社會上收入分布不平均程度的指標）已高達約○．五五，據世界銀行二○○一年報告，在一百一十二個有統計的國家或地區中，香港的堅尼係數排名接近一百！這是全球最落後最原始的一類國家才會有的堅尼係數。

香港社會始終能保持「穩定和諧」的表象，只是因為香港華人困苦到走投無路時，也罕會發狂殺人，擾亂社會，而多只會自行了斷殘生或滅門了事。

又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指出，二○○四年中國涉及貪污的金額就高達約四千億元至近七千億元人民幣。單單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成克傑收賄案、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索賄案、汕頭走私案及廈門遠華案四大貪案就已經涉款近三千億人民幣。另據中國大陸學者估算，中國每年因賭博外流的資金高達六千億人民幣。連香港《文匯報》月前也披露，中國的資本外流一九九八年時已高達每年四百八十億美元，而且趨勢有增無減（見2007年3月8日香港《